广州地名解密:崔府街原是“城乡接合部”

  隐身于闹市的崔府街并不难找,从西门口地铁站出来,沿着中山六路往东走一阵,拐进朝天路,再往前走一阵,往西一拐,就到了。这条老街不过5米宽,近300米长,街旁居民楼阳台上晾晒的衣裳和攀援的鲜花,传递着市井生活的温度,街头幼儿园里孩子们的笑声和琴声,更使它平添了许多生气。不过,“崔府街”这个地名是从哪儿来的呢?

  现在的崔府街地处闹市,但在一千年前的南宋时期,这里却是不折不扣的“城乡接合部”,用地方志里的话来说,叫作“半城半郭”,再往前西走一点,到了现在人民路所在地,就是当时西城的城墙,城墙外就是风光旖旎的西郊。今天的“城乡接合部”难免让人觉得有点乱,但那时广州西城的“城乡接合部”却是既有山景,又有“海景”,美得惊人。从崔府街所在之处往南走一段,就是坡山(今五仙观所在地),当时是西城地势最高的地方,沿路目光所及之处,绿树掩映,鲜花盛放。过了坡山,再往南走几步,出了城门,就是被称为“小海”的珠江,起风的时候,“海面”上潮起潮涌,看得人既兴奋,又心惊。

  其实,与其这么走,还不如留在原地,走进街上一座最富丽堂皇的豪宅,好好开开眼界呢。但见这座府邸,大门高悬镌刻“晚节堂”三个大字,三进的大庭院,深80米,宽20多米,雕梁画栋,院内遍种菊花,真是楼宇重重,庭院深深。登上后院的高楼,树木参天的坡山与附近古寺的清幽景象尽收眼底,极目远眺,城墙巍峨,一溪碧水蜿蜒流过,汇入“小海”,像我们这样没啥古诗词修养的,看到这样一番景象,只会说“美翻了”;但用南宋岭南才子李昴英在《樵溪初稿》里的说法,这里“俯坡山,控越冈,萃坡童童如霍笔书空,树林远近,碧瓦参差,琉璃千里”,真是一幅绝美的图画。看来,倘若穿越到一千年前,住在这样的“城乡接合部”,真是美事一桩。

  这座豪华府邸的主人名叫崔与之,是南宋年间的名将,且是三朝老臣,社会地位相当之高。一般的老百姓,不一定记得住“晚节堂”这个文绉绉的名字,只说这里是崔府,久而久之,这条街道就呼作崔府街了。

  崔与之是南宋年间一个有名的清官,且才华横溢。他偏爱象征气节的菊花,自号菊坡先生,直到清代,越秀山下还有一间书院,名叫菊坡精舍,为的就是纪念他。此外,他接连二十多次连辞之位,连丞相的头衔都不稀罕,创下了南宋年间的“辞官纪录”,晚年还留下了“无以嗜欲杀身,无以财货杀子孙,无以学术杀天下后世”的名言警示自己。

  说实话,不以贪欲害自己还容易理解,不以财产害子孙,就没有多少人能做到了,不以学术杀天下后世,更不知道会把多少学者气得跳起来,可他这么说,也是这么努力去做的,所以传世的著作极少,可就算这样,他依然被誉为“粤词之祖”,对岭南文化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故此,对当时极其特立独行的崔与之老爷子来说,“晚节堂”这个名字一点也不是作秀,而是对事实的描述。

  崔与之虽然创下了南宋年间的“辞官纪录”,却远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。他出生在广东增城,父亲屡屡科举不中,最后抱着“不为良相,便为良医”的想法,做了一名乡村医生。崔与之自小受父亲的影响,一心以科举为念,不过直到30多岁,仍是屡试不中。

  这倒不是说这爷俩都不够聪明,而是广东增城地处乡野,远离教育核心地带,出的举人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——屈指可数。

  眼看年过三十,中举希望渺茫,崔与之在朋友的资助下,只身北上首都临安(今杭州),报考当时的最高学府——太学。我们现在去杭州,六个小时的高铁就到了,崔与之1000多年前去杭州,得走40多天,有水路70城,一个穷书生,赶这么远的路,要多不容易就有多不容易。当年的临安极其繁华,酒肆歌楼数不胜数,可崔与之在太学待了3年,居然没踏出校门一步,一方面,当然是因为他没钱,另一方面,也说明他的自制力的确惊人。

  一般的太学生总要读上十年八年,才能考上功名。学习年限太长,搞得学生们苦恼不堪,以至每年除夕夜必吃枣和栗子,取个“早(枣)日栗(离)”开的意头。不过,崔与之仅仅读了三年,就高中进士,成了岭南经由太学考中进士的第一人,不但给老崔家,也给所有的岭南士子长了脸。

  崔与之虽然在朝廷的“高考”中出类拔萃,但他一没钱,二没靠山,所以最初被派任广南西路浔州(在今广西桂平)司法参军,这不过是一个八品的小官,三年任满后,又回家“候缺”去了。要知道,南宋的“冗官”现象十分严重,僧多粥少,有的人一“候缺”就是一辈子,但崔与之的胆识和能力在那儿摆着呢,朝廷虽然多“冗官”,但特缺能干事的人,所以很快又将他起用到江西当知县,之后,崔与之一路升迁,足迹遍布广西、海南、淮北,直至被任命为四川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。那时,他已六十七岁了,朝廷还要把一顶顶官帽送给他,可他实在太思念岭南故土,一次次提出辞呈,最后得偿夙愿,归隐故土。

  有意思的是,崔与之屡屡升迁,但基本上是被朝廷当“救火队长”用的,无论是边陲莽荒之地,还是抗金前线, 哪里的骨头难啃,就把他派去哪里。崔与之凡事亲力亲为,有勇有谋,而且为了保护老百姓的正当利益,不惜冒犯上司,跟我们以前在专栏里提到过的“耿直爷”一模一样。朝廷不停升他的官,就是为了把更难啃的骨头派给他。我想,他操心了半辈子,最终辞官归故里,不是因为别的,只是因为太累了,必须歇歇了。

  可就算归隐故里,崔与之依然无法摆脱啃硬骨头的宿命。公元1235年,崔与之刚上辞呈,辞去吏部尚书之位,正打算在“晚节堂”过几天清闲日子时,驻扎岭南的地方军队因为上级隐瞒了其战功,抢走其胜利果实而不满,群情激愤,发动叛变。叛兵军临城下,地方官闻风而逃,七十多岁的崔老爷子二话不说,亲自出马,站在城楼上,与叛军恳切对谈,晓以祸福。凭着自己一生努力公正行事“攒”下的权威,他三个月内就平定了兵变。除了叛变的首领被砍了脑袋,其余的跟随者一概从宽处理。严惩起事首领是为了立威,宽待随从者,是体谅他们遭遇到的不公。这是崔与之半生为官遵循的一贯原则,可见其内心的宽仁与谋略,不是这样的人,又怎能当得了“救火队长”,扛起真正的重担?

  平定兵变后,崔与之在“晚节堂”度过了最后几年时光,82岁时辞世。根据《越秀史稿》的记载,崔与之的府邸早已不存,不过,也有人说,今天崔府街上的幼儿园,正是当年崔氏故宅。众说纷纭,无从考证,千年光阴荏苒,当时风景秀丽的“城乡接合部”早已变成车水马龙的闹市,山景“海景”均杳然无存,但一代名将在艰难时世里抱着一颗宽厚的心,有谋略,敢担当的风骨,却永远不会过时。这是崔府街的故事能给我们的最好启迪,不是吗?